回望这几年的世界经济，我们或许可以说，自本世纪初以来逐渐臻至高潮的全球化体系正在经受各种挑战，甚至有走向萎缩的风险。近几年，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先后为疫情、战争、通胀的阴云所笼罩，即使在经济领域，学者对脱钩的风险也多有忧虑。二十年前，全世界津津乐道的多元、多极价值体系在X世代的成长过程中正在向着越来越撕裂和极化的方向演进。此前，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虽然让明年的降息预期几成定局，但可以推测的是，资本的全球流通与配置已很难再有几十年前那样更低的摩擦、更高的效率，更何况自疫情以来，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彼此早已呈现出巨差异，乃至方向相反。与此同时，交易成本不断上升给世界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资本市场的波动性，人们耳熟能详的经济理论似乎正在经受新一轮的质疑。
　　在上述现实背景下回头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实际上继承了二战后那一代经济学者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知识体系被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接踵而至的二战、冷战烙上了深深的烙印——只有合作才能走出泥淖。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GATT、联合国、IMF等国际组织成立的最大初衷。因此，在这一秩序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经济学是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为两大根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今我们熟知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正是战后婴儿潮一代以及上世纪末以来将弗里德曼的货币中心论与一般均衡模型进行融合的产物。所以，X 世代虽然成长于这个以全球合作为主旋律的新凯恩斯主义共识之中，却出人意料地在08金融危机之后把“现代国家”的概念逐渐简化成了“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的货币和金融风险管理/管制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整个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二战以来——从英、美两国发展出来的现代福利国家及其配套的财政管制理论无疑是理解今日全球经济最合适的起点，而前央行行长、经济学家艾伦·博拉尔德（Alan Bollard）的《战争中的经济学家》（Economists at War））恰可帮助我们探究和反思今日经济学图景的“底稿”。
　　这是一本着重以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二战时期的七位经济学家个人为书写对象的经济史作品，通过他们在这一时期个人境遇和行为的描绘，向读者展现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在经济萧条和残酷战争中如何以自己的智识与国家互动的历史画卷；这些著名人物的学术思想又如何通过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影响和相互塑造而在战后成为我们今日所熟悉的经济学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正如副标题所说，他们的主张和行为以战争的胜负来论，有的成功了，也有的失败了，但后世学者对他们学术成果的继承却没有以成败论英雄。当然，为了进一步阐释这种影响的连续性，作者还在书的最后部分介绍了他们在冷战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值得读者了解。
　　本书标题所说的“经济学家”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沙赫特、孔祥熙、高桥是清这种在职的政府官员，他们虽然都有经济学专业素养，但其更主要的特征乃是技术官僚或者政客，他们自身的学术主张对国家的经济、财政政策有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力；第二类是瓦西里·列昂惕夫、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和冯·诺依曼这样的学者，他们也以自己提出的学说主张积极参与了国家政策（包括战时和冷战）的制定。虽然不像前者那样身居高位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但如今看来，他们的历史影响力却远超于前者，延绵至今。比如博弈论、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原子弹。第三类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凯恩斯。凯恩斯无疑兼具上述两类人物各自的特质，或许在作者看来，他是理解学术主张与政府政策互动的桥梁，所以在篇目安排上，凯恩斯也刚好位于全书最中间的第四章，颇有承上启下的联结之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七位经济学家人各一章，但在内容和线索上并非彼此割裂，而是有不少或明或暗的人物互动和联系的。比如在第二章里孔祥熙会见了沙赫特和希特勒，而在其他人的章节里也会提及凯恩斯通过德国转告孔祥熙尽快着手货币改革的建议以及德国人对孔和高桥是清的对比评价，而在第七章，孔祥熙则再次出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的现场，与美国进行了沟通。同样，虽然全书以1936年“二二六事件”当天的雪夜刺杀开场，但高桥是清与其他人或当局官员的互动也会散落于别的章节。这种安排虽然是作者按时间顺序叙事的需要，却也同时向读者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故事，提升了阅读趣味。
　　有分类就有对比。经济学家个人的选择在决定其学术成就的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可能也是本书给读者另一个维度的启示：人们常说的“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是如何真切地作用于个人命运以及他们的学术研究进路。比如，同为二战期间的犹太人，列昂惕夫带着他的投入产出理论逃到了美国，为罗斯福治下经济的计划和管制提供理论基础，在哈佛大学过上了岁月静好的学者生活；而以数学的线性规划理论为苏联计划经济提供支撑的康托罗维奇则在封闭且压抑的环境里等来了后斯大林时代的冷战，直到获得诺贝尔奖才第一次离开苏联看世界。另一层值得玩味的是，在那个空前热衷于工具理性的时代，他们的才智和建议在伤害了各自国家经济的同时，却赢得了个人的成功。这显然不是一场双赢，却又是知识的幸运。
　　如果说康托罗维奇与苏联军工企业的关系是一种奇怪的共生关系，那么，冯·诺依曼与美国军工企业的关系则更像是一种优化加速的激励关系。最近热映的电影《奥本海默》提醒我，即使回到历史的现场，也很难理解，一位当红的科学家如何能在亲眼见到核武器骇人的毁灭能力之后，还能积极地建议自己的政府继续使用它。要知道，冯·诺依曼的主张正是基于自己的博弈论数学思想，也正是他，向OSS（CIA前身）提出了“相互确保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威慑战略，可以说是冷战时代核武器扩散化的始作俑者之一。或许是作为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批判，作者在第九章的尾声部分特意引用了冯·诺依曼的女儿、经济学家玛丽娜·惠特曼（Marina Whitman）对冯·诺依曼生命最后时刻的回忆：“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接近尽头之际，他的内心是惶惑无助的，由于经受了精神上深深的恐惧和心理崩溃，他每晚都会大声尖叫。”作者评价说，虽然他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但上帝也没能丝毫减轻他的恐惧。
　　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冯·诺依曼提出的博弈论数学方法帮助今天的经济学建立了重要的基础，衍生出一系列复杂得多的博弈理论分支，为经济分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但或许连他本人也不曾想到，正是基于对囚徒困境的厌恶，后世学者才发展出了相互合作而非“确保摧毁”的经济学价值导向，全球化的繁荣才得以成为可能。然而，合作的达成，信任的建立，殊非易事，亦且脆弱。如今，合作意识的退潮，让我们在本书的结尾处仿佛再次闻到隐隐浮现的囚徒身影。如果说历史的价值在于为后世提供先验智慧，这本书至少负责任地带领读者重回到了课堂开始的地方。
　　不过，如前所述，虽然本书标题里出现了“经济学家”这样的字眼，作者却似乎更乐于讲述这些人的生涯际遇，对各自学术主张的形成和发展出来的面貌缺少足够的阐述，在整体性上多少受到了按时间顺序叙述模式的束缚，对它们与今天主流财政政策、央行发债等之间的理论呼应也解释得不够充分，而这部分逻辑链条似乎很依赖于对相关专业知识有一定积累的读者自己在思考中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一方面给读者呈现了若干个颇为友好的通俗故事，却在专业性上没能给出足够有层次感的阐释，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提高了阅读门槛。好在，作者在书后的附录部分给出了一个经济学术语的列表和简单介绍，算是一个不错的补充。不过整体上，这是一本立场和叙事都很均衡，兼具学术情怀与人文精神的经济史佳作。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